《红高粱》编剧赵冬苓：小说只是剧的一部分（图）

11月8日《红高粱》编剧赵冬苓接受重庆青年报专访，对于不少观众质疑该剧“30多集了还没抗日”，她解释称：“原小说只是这这个剧的一部分”。

电视剧《红高粱》开播第二天，“心疼周迅”就登上了热门话题，因她饰演的九儿一出场就遇“亲爹不争气、亲娘被逼死、青梅竹马不能嫁、被土匪掠走、跟公鸡拜堂……”这个莫言笔下的“抗日英雄、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在这部剧中经历了初恋、虐恋，同时与土匪、父亲、干爹、情人、婆家大嫂展开了不同的斗争。

11月8日，该剧编剧赵冬苓接受重庆青年报记者专访，称原小说只是电视剧的一部分，她想表现的是整个上世纪30年代的社会百态，所谓“宅斗”也是那个混乱社会的一部分。

高密不是地理上的高密

重庆青年报：文学、电影作品以余占鳌的视角展开，您以戴九莲(九儿)为主线，为什么?与您的女性身份有关?

赵冬苓：我觉得和我女性身份没关系，这个戏男性气质蛮足的。这可能是与剧本创作规律有关，我们这么长的一个剧(60集)，它要求有很复杂的人物关系，如果从余占鳌的角度去写，显然不合情理，因为他后来当土匪了，土匪不可能和这么多人物产生关系。你看他当土匪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唯一的亲人四奎娘背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这才能没牵挂地做自己的事。

重庆青年报：有评论认为您抬高了九儿，“牺牲了男性角色”，尤其是余占鳌，写得他傻、痞、二，您同意吗?

赵冬苓：我不这样认为，我们这个剧强调九儿的绝顶聪明，在余占鳌身上我们强调他的匪气、个性。

重庆青年报：但剧中余占鳌一方面反感他母亲和郎中“私通”，一方面自己却对一个已婚女人说“我要睡你”，在她家门口大喊“你男人来看你了”，这不矛盾吗?

赵冬苓：其实余占鳌是非常专一的，他始终只爱九儿。郎中对他母亲不是一心一意，他才那么恨。封建名节对他没有什么禁锢。原作里他们更是想爱就爱的，我们这还是收敛了很多。

重庆青年报：电视剧版的九儿被很多观众认为少了北方女人的倔、辣的劲儿，多的是灵气，您认同吗?

赵冬苓：我觉得观众把所谓的北方南方分得太清楚了。莫言写的高密并不就是写的地理上的高密。这个地方就是上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乡村，我们写的时候也没想着这就是山东的故事，山东的人。

而且退一步讲，山东人也不只是朴实、淳朴，山东女孩也有灵的，不能说她灵就不属于山东、或者说山东女孩就必须人高马大。莫言就说她奶奶还不到一米六呢，周迅比她奶奶还高呢。我看网上投票，周迅版和巩俐版“九儿”，周迅版胜出，我这两天看朱亚文(剧中饰演余占鳌)的微博，大家也都非常赞赏。

让我把每一个人物讲完

重庆青年报：现在《红高粱》播到30多集了，还没有进入抗日时期，全剧一共有60集，这样的节奏是不是略显拖沓?

赵冬苓：原小说只是这个剧的一部分，我和郑晓龙导演有个宏大的心愿，我们想把上世纪30年代的社会百态，那个混乱的、黑暗的社会，人性在野蛮地生长的过程表现出来，抗日对我们来说就是另外一个人性发展的阶段。外敌入侵，把我们角色中人性的另外一面激发出来了。所以抗日大概是最后的三分之一。

因为这个愿望，我们几乎写了社会的每个阶层，我们肯定要把这些人物完成了呀。哪怕是花脖子这种人物，我们也不轻易放过。一个非常残忍的土匪，有不为人知的过去。再比如九儿进入单家以后，网友说是“宅斗”，她和大少奶奶各求自保有了斗争，我必须把他们之间的斗争，人性的变化、力量，要写清楚。人性是不断地发展的，残酷的现实在教育他们，特别是再往后，日寇的入侵也在教育他们，每个人都要散发出人性的光彩。我们要把这些人物都完成，就得有个篇幅。

重庆青年报：所以现在(11月7日，34集)，剧情才一半。

赵冬苓：对，不要着急，(新的阶段)大概就开始了，张俊杰、朱豪三他们都在寻找所谓救国救民的方法，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失败了，朱豪三失败了，张俊杰也走了，九儿也认输了，大少奶奶也知道自己原来活得很失败了，余占鳌马上也要被打成丧家犬了。

特别是朱豪三，他寄托着我们很多的想法和情怀，他代表好几代志士仁人所追求的救国道路，但这条路被证明是走不通了。所以我们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思考都隐藏在剧里，这就是家国情怀。它不是口号，而是我们把一个个人物，他们是怎么活的、怎么一步步失败的、又怎么一

步步团结起来的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