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至2016年1月，七年来，四川成都金牛区人钟啸伟认为自己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等死。
原本打算2009年“五一”结婚的他，婚前检查时，血样经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检，四川省疾控中心确证其血样HIV抗体为阳性。
钟啸伟告诉澎湃新闻，因为“等死”的7年间他身体无任何艾滋病人症状，于是他于2015年12月25日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抽血检查，结果显示其HIV抗原体复合检测为阴性。他将此情况反馈给金牛区疾控中心，经查仍为阴性。
金牛区疾控中心疾控三科工作人员今年3月27日告诉澎湃新闻，工作多年第一次遇到钟啸伟这种情况，他们也不敢相信，并于2016年1月22将钟啸伟血样送检，得到的结果依然是HIV抗体阴性。
当年对血样进行检验的四川省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说，钟啸伟送检的血样至今仍保存在疾控中心，复查发现该血样的检测结果仍为阳性。疾控中心只对样品负责，至于送检血样是不是钟啸伟的，与他们没有关系。
成都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3月30日告诉澎湃新闻，由于HIV抗体不会从阳性变为阴性，省疾控中心保存的“钟啸伟”血样肯定不是钟啸伟本人的，出错可能与血样检测登记信息漏洞有关。之所以2016年才发现问题，盖因过去多年钟啸伟没有进行抽血检查。对于钟啸伟过去七年的经历，成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也深表遗憾，希望钟啸伟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此事。
钟啸伟12月1日下午说，他将在近期向法院起诉成都市疾控中心和四川省疾控中心，要求两个单位公开道歉并对他进行赔偿。
在过去等死的日子，钟啸伟习惯每天拉上窗帘。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图婚前检查HIV抗体呈阳性
钟啸伟生于1963年，五兄妹中排行老四。7岁时，父亲因肺癌去世。35岁的母亲王素珍虽在成都市公交公司上班，但丈夫的突然离开让这个月工资只有28元钱的女人顿时经济困难。
学工学农的大环境下，钟啸伟读完小学没再读书。王素珍告诉澎湃新闻，比经济压力更大的是孩子没人管，因为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已过世，她每天凌晨4点过就得到公司上班，下午一点下班后还得进行几个小时学习，回到家是已是下午五六点钟。家里5个孩子就靠大的带小的，而顽皮的钟啸伟总是脱离哥哥、姐姐的监管，王素珍下班回家后经常得去找。
随着王素珍家五个孩子长大，为了帮助王素珍，成都公交公司就把她家五个孩子安排到公司上班，钟啸伟负责修轮胎。
王素珍说，贪玩的钟啸伟因不爽别人叫他“胎儿”(注：类似胎神，系方言，神经病之意)，在撂下“不让我回家，我就弄死你们”的狠话后，公交公司就顺了钟啸伟的意。
离开公交公司后，钟啸伟在成都城隍庙摆地摊卖电器，长期自由散漫的他开始接触社会青年，偶尔也会因为这些哥们的义气和人打架。王素珍说：“有段时间派出所经常喊我去领人。”
钟啸伟说，染上江湖习气后，他觉得日子很无聊，他们一伙人经常故意激怒别人找架打，在1996年时，无聊的他沾上海洛因。
混迹社会，钟啸伟除了收获伤口和警方拘留外，还收获了同样在社会上混的成都女孩向亚玲(化名)的好感。王素珍说，向亚玲也吸毒。
钟啸伟说，两人起初在一起只是心理和生理的需要，但随着年龄增大，都意识到该从混迹社会回到正常生活，有拿手厨艺的钟啸伟就在金牛区营通街自家的门面房开了一家餐馆。
钟啸伟说，餐馆面积20平方米左右，他主厨、向亚玲打杂，两人忙乎一天下来纯利润有1000多元钱，在2008年时，这个收入水平还算过得去。王素珍说，看到儿子和“亚亚”走上正途，她也经常做些泡菜，送到店里去。
已经戒掉毒瘾的钟啸伟开始憧憬一个家庭，比他小一岁的向亚玲也有结婚的打算。钟啸伟的母亲向澎湃新闻证实，2008年年底时，两个孩子商量着2009年举办婚礼。
钟啸伟说，因为向亚玲知晓他吸过毒，为了对双方负责，便让他到成都市疾控中心做一个艾滋病方面的检查。
2008年12月的一天，钟啸伟和向亚玲一同前往成都市疾控中心抽血检查。半个月后，他们再次前往成都市疾控中心拿检测报告。
钟啸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医生当时问得特别仔细，我心里就明白“完了，我多半糟了”。他的担忧最终成了现实，成都市疾控中心2008年出具给钟啸伟的《HIV抗体确认检测报告单》显示，钟啸伟的HIV抗体为阳性。
2008年12月，钟啸伟HIV抗体检测为阳性。“等死”的日子
对于这个检查结果，钟啸伟选择了接受。他说，之所以不质疑，一是因为自己有7年注射海洛因经历;其次，这个检查结果是权威部门出具的。
有接受检测结果的勇气，但钟啸伟却没有让这个检测结果陪伴他生活的决心，他决定等死，女朋友向亚玲的不辞而别更让他一心求死。
“我们在一起7年左右时，我被检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她可能怀疑自己也染上艾滋病。”钟啸伟说，向亚玲2009年5月离开时，卖掉了她的房子，给他留了23万元卖房款，并发了一条类似遗书的短信，至今音讯杳无。
而后，钟啸伟感染艾滋病的消息被家里的母亲、哥哥们知道。钟啸伟说，从那时起，哥哥们把他电话拉黑，母亲也躲着他。
有女朋友留下的卖房款，钟啸伟说，他全然不顾家人的态度，每天和社会上的朋友疯狂吃喝玩乐，唯独一个底线是“绝不碰女人，以免把病传染给别人”。
想死的钟啸伟把自己经营的餐馆以每平方米4000元的价格转卖。他的母亲王素珍说，她得知儿子染上艾滋病后怕得要死，当钟啸伟卖房后，哥哥们都和他断绝关系。
HIV抗体阳性的检查结果，让钟啸伟被贴上艾滋病标签。“亲人们这样对我，对我来说毫无影响，我就横竖一条心——等死。”钟啸伟说，为了让自己死得快一点，他拒绝服用社区医院免费提供的抑制艾滋病药物。但政府还是给他解决了廉租房和低保。
30多万元卖房款，钟啸伟不到半年时间就挥霍一空。他说，那些在他有钱时围在他身边的朋友刚开始还借他钱花，后来电话都不再接听。他从那时开始，便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将房间所有窗帘都拉上后，家给他的感觉“就像是阴间一样”，自己只是出气的死人而已。
钟啸伟说，他其实也害怕死亡，过去七年从来不敢上床睡觉，在沙发上眯上眼睛就感觉死神在逼近，“简直就是生不如死”。
等不来死神的钟啸伟也曾想过自杀，无助的时候他曾用头撞墙。但一想到为他流干眼泪的母亲，钟啸伟失去了自杀的勇气。
“母亲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从小就不听话，染上艾滋病了，母亲还经常背着哥哥给我送钱。”钟啸伟觉得，如果自己一点孝道都不尽就自杀，愧为人子。由于母亲在外一个人独住，腿脚不方便，他便隔三岔五天黑后去母亲的住处做饭。
HIV抗体阳性的检查结果，让钟啸伟被贴上艾滋病标签。没等来死亡却检出不是艾滋病
钟啸伟“等死”的日子里，虽然不吃免费发放的抑制艾滋病药物，但他每年都要去参加成都金牛区疾控中心组织的CD4检测。钟啸伟说，没有CD4检测证明就吃不到低保。
成都市疾控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制科科长何勤英告诉澎湃新闻，CD4是人体内一种淋巴细胞，是HIV病毒的主要受体，疾控部门通过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做CD4检测，判定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病毒载量变化。重庆市涪陵区疾控中心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唐医生说，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淋巴细胞大于200，医学上一般称其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HIV)，低于200，则称为艾滋病病人(AIDS)。
一直在等死，却一直死不掉。2015年12月，已被确证HIV抗体为阳性7年的钟啸伟又一次前往金牛区疾控中心做CD4检测，他在看艾滋病宣传资料时，发现艾滋病病人有长期低烧等临床症状，但他回忆过去7年自己无半点异常，他为自己的情况感到茫然。
2015年12月，等死七年死不掉的钟啸伟到华西医院抽血检查，结果为阴性。2015年12月25日，钟啸伟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前往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抽血检测。次日，当他拿到检测结果后彻底乱了套——HIV抗原体复合检测结果为阴性。
“医生，是不是搞错了?”
钟啸伟说，当时医生怼他说：“是不是你的血?”
“是我的血，但假如我是艾滋病呢?”
听完钟啸伟的话后医生回复说：“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疯了?”
拿着检测报告单的钟啸伟陷入矛盾，钟啸伟说，那天自己恍惚得忘了坐公交车，一个人从华西医院步行近9公里回到廉租房。一路上不断问自己“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搞错了”。
钟啸伟还是决定把检测结果告知金牛区疾控中心。金牛区疾控中心疾控三科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她在疾控中心工作多年，像钟啸伟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
金牛区疾控中心2016年1月22日对钟啸伟进行抽血送检，其HIV抗体检测结果仍为阴性。
2016年1月，原本HIV抗体为阳性的的钟啸伟检测结果却为阴性。仍为阳性的“钟啸伟”血样
成都市疾控中心在得到钟啸伟HIV抗体检测结果从阳性变为阴性的结果后，随即上报四川省疾控中心。
成都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2008年单位检测设备还不能做确证检测，只能是初筛，钟啸伟的血样当年送到四川省疾控中心检测。
2008年的《HIV抗体确认检测报告单》证实，钟啸伟的血样2008年12月2日送检，送检单位为成都市疾控中心，确认单位是四川省疾控中心。报告单备注一栏注明“本报告仅对送检样品负责，身份证号不详”。
四川省疾控中心宣传科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收到成都市疾控中心信息后，他们立即对钟啸伟2008年的血样进行复查，检测结果仍为阳性。该工作人员表示，实验室只对送检样品负责，当年的送检样品检测流程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只能找成都市疾控中心。
成都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省疾控中心保存的钟啸伟血样检测结果依然为阳性，所以目前能肯定2008年送检的血样不是钟啸伟本人的。这也和信息登记存在漏洞有关，因为很多艾滋病病人反对实名登记，疾控部门也不能强制他们实名制。
但钟啸伟说，血样样品是他亲自到成都市疾控中心一楼抽的血，也是成都市疾控中心的人亲自操作、封存的。
成都市疾控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制科科长何勤英说，事后调查有两个疑点。一是钟啸伟戒毒后于2007年到美沙酮门诊服药，2007年12月曾抽血检查，其结果为阴性;2008年7月，钟啸伟再次抽血检查，结果也为阴性;但2008年的12月，他又到疾控中心检查，被检测为阳性。“按理说，他没有感染风险，却多次主动检查。”她说，平时也有人用艾滋病检测报告逃避公安机关打击。
另外一个让何勤英不理解的是，2008年检测为阳性至2015年12月期间，钟啸伟共有13次医学随访记录，但他的CD4检测却一次都没有。“如果他做CD4检测，可能很早就会发现他的问题。”
钟啸伟说，每次医学随访他都去了，但金牛区疾控中心的医生没能在他手上抽出血，他每次都将情况反馈给了疾控中心工作人员。
3月27日，钟啸伟到金牛区疾控三科对质时，多次接受他反映情况的女工作人员表示，“每年做CD4的人那么多，记不清楚了。”
何勤英说，钟啸伟注射毒品多年，手上血管有可能萎缩，存在抽不出血的可能，但医生可以通过颈部、股动脉来抽血，“只是不清楚基层的工作人员是否这么做了。”
得到阴性的结果后，钟啸伟曾多次到成都市疾控中心讨说法。
迟迟得不到解决
钟啸伟说，2016年1月被检测出阴性后，他多次要求四川省疾控中心、成都市疾控中心给个说法。
“事情过去一年多了，他们连道歉都没讲过。”钟啸伟说，当我找省疾控时，他们说没有责任，让我找成都市疾控中心;成都市疾控中心却说由金牛区疾控中心负责解决。
金牛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是因为钟啸伟的户籍地在金牛区所以介入管理他，对于检测结果一事，他们没介入解决。
成都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钟啸伟找到他们要求内部解决，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对于钟啸伟过去七年的经历，他们深表遗憾，希望钟啸伟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此事。
澎湃新闻注意到，今年2月上旬，成都市疾控中心当着四川电视台《黄金三十分》栏目记者的面向钟啸伟表态“下个星期之内就会给你一个(答复)”。钟啸伟说，记者采访后，他再也没有得到成都市疾控中心的说法。
钟啸伟说，他也想过找律师和疾控部门走法律程序，如今自己每个月靠500元低保以及母亲的接济过活，目前还没能从过去七年每天躲在家里过活的活死人状态下走出来，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去应付法律程序。
12月1日，在第30个世界艾滋病日时，钟啸伟说，他准备向法院起诉成都市疾控中心和四川省疾控中心，要求两家单位就错误的检查结果公开道歉，并对他进行赔偿。
同时，在钟啸伟的心里，他还担心着女朋友向亚玲的安危，由于他没有向亚玲亲人的联系方式，至今他不知道向亚玲的生死。“如果她还活着，我希望她幸福，自己下辈子做牛做马去报答她，如果她因为这场误会轻生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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