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台湾媒体报道，来自台湾地区的女记者白晓红去年花了2个月时间，涉险到伦敦的妓院卧底采访。她除了得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还不时被老鸨威逼接客，但她强忍如人间炼狱的折磨，终于完成任务，成功揭露皮条客逼迫、剥削非法移民卖淫的丑态。
白晓红的父亲是台北市前副市长、现任台北富邦银行公益慈善基金会董事长白秀雄，白秀雄昨(21日)说：“我以女儿为荣!”图为白晓红照片。
白晓红是台湾辅仁大学毕业后赴英留学，曾任《卫报》记者，长期关注非法移民困境，现为独立记者。
委身妓院当卧底，这是一项十分危险的工作，白晓红身处险境
在英国卖身的小姐中，不少都是出身于中国，亚洲女人对英国人有着莫名的吸引力，但他们根本不懂得怜香惜玉，只会用残忍的性虐伤害小姐们
去年7月到9月初，她与导演布鲁菲尔德(NickBroomfield)合作，到伦敦一家按摩院(妓院)当帮佣，进行偷拍、偷录音调查搜证，但老鸨不断游 说她兼差接客，除了辱骂还百般施压，她一度被老鸨开除，但为了完成纪录片又回头恳求老鸨再雇用她，前后历时约2个月才达成任务。
白晓红是到伦敦郊区芬奇里区一家妓院应征帮佣，她谎称是单亲妈妈，“签证”过期，非常需要赚钱，满口粗话的老鸨玛丽(化名)也是非法移民，经营多家按摩院，老鸨和中东籍男友常羞辱妓女。
白晓红在妓院打杂煮饭，清晨开工，隔天凌晨2时才收工，老鸨一开始就建议她兼差接客，遭她婉拒，但老鸨始终不放弃，每次遭拒就恶言辱骂她，还刻意刁难，不准她休息。老鸨最后对她下最后通牒，不接客就滚蛋。图为妓院老鸨剥削压榨妓女，妓女还得帮老鸨按摩。
白晓红说，她在卧底过程中，天天担心害怕，最令她不安的是老鸨总要她接客，老鸨不停游说：“你到英国来目的就是赚钱，如果不为家里人牺牲多赚一点，还算是个好母亲吗?”
老鸨还会要嫖客和其他小姐利诱她接客，她感到遭孤立，心情很沮丧，有时忍不住冲进厕所掉泪，但老鸨“连上厕所的时间都不给”，只要她待得稍久一些，就不断敲门逼她出来，而老鸨的男友体形魁梧，她也担心遭到暴力威胁。白晓红提供的照片。
作为一个中国妓女，最恐怖的事情不仅仅是英国客人的性虐嗜好，还有多对一的3P嗜好，中国女子每次结束这种服务后都几乎要死了一般，但为了钱也只能接受这种痛苦的命运
相比之下英国本土妓女的工作状态和生活条件要比中国妓女强很多，而且英国女人也经常集中孤立和欺负来自中国的妓女
白晓红透露，她卧底是用暗藏摄影机的眼镜偷拍，因眼镜常需充电，她准备了约20副特制偷拍眼镜，每次充电时还得小心藏匿，以免被发现。
但眼镜收音不理想，还得用iPhone偷录音，有次iPhone不小心从口袋掉出来，老鸨质问她怎会有高价智慧手机，怀疑她偷了客人财物，她费尽唇舌解释才解除危机。白晓红提供的照片。
对于她接触的性工作者，白晓红感叹她们是一群没有声音也没有权利的人，她们大多不懂英文，和英国嫖客见面竟是跟英国社会唯一的联结，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 其中一人来自农村，中文都不会，是文盲，唯一会说的英文是：“半小时50英镑(约2400元新台币)，1小时90英镑(约4300元新台币)。”
她们连生病都无法请假就医，更不可能找任何社福机构求助，令她很心酸。图为白晓红和纪录片制作人布鲁菲尔德戴着偷拍用的特制眼镜。
我和白晓红的这个约会迟到了一年多。一年前，我们就约要出来聚聚，等我真正得闲了，打她的电话却打不通，她仿佛忽然消失在伦敦了，我打电话给我们一个共同 的朋友，她告诉我，晓红又卧底去了，你找不到她的。再次有她的消息就是她的新书问世，《Invisible》(《隐形：海外性工作者在英国》)。
我们在查令街十字约见，象英国人一样，给了对方一个大大的拥抱。她带我穿过火车站旁边的一条小路，来到她经常光顾的酒吧——Gordon’s。
她向我推荐了一款智利的黑加仑红酒，我们坐定，聊起了她的生活和她的书。
我记得第一次看到白晓红的名字是2008年，她的一本书《隐形生产线》放在我们主编的书架上。我看到这个名字的第一反应竟是张爱玲的书《红玫瑰与白玫瑰》，白的冷清红的炙烈。也许正是名字中这鲜明而反差巨大的两种颜色，造就了她性格中鲜明的双面性。
随手翻开她的书看作者简介，白晓红，英国《卫报》记者，专责劳工、移民、少数民族社区等议题，曾获英国PaulFoot调查记者奖。
一个在英国潜入调查非法劳工生活现状的卧底记者，英国三大报之一《卫报》的新闻记者，在我的心里她应该干练、犀利、裤装、短发，不是在采访就是在去采访的路上。
所以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才会那么惊讶。
那是2009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见到她。长及腰间的头发随意的编着，蓝色碎花的真丝连衣裙到脚踝，一双坡跟凉鞋。我惊讶眼前这个温柔的模样就是笔锋犀利的白晓红。我问：“你是卧底记者白晓红?”她爽朗一笑，“你觉得呢?”
“我做记者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人的生活。”
为了她的坚持，她可以放弃沿着正常轨迹的生活。
那次见面为的是讨论一篇她的调查报道。她的一篇反映东欧劳工的调查文章刊登在我当时工作的报纸上，尽管隐去了部分真实的调查名字，还是被一个受访者发现了。他们找上报社，扬言要告她和报社。受访者要求作者和报社道歉，我被派去给她“做工作”。
我对她说：“不道歉的话，他们要告我们。”
她说：“你别怕，我这里有录音，有笔记，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为什么要道歉?即使要告，他们告不赢的。”
我说：“不是赢不赢这么简单，背后的人事关系复杂的很，牵扯太多，道歉的话省去了很多麻烦。”
她停顿了一会儿，仍是以一贯温和的口气对我说：“我做记者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人的生活。”
时隔多年，这句话仍然在我的耳边。
这是她的坚持，为了她的坚持，她可以放弃沿着正常轨迹的生活，放弃做个好妻子，乖女儿。
晓红1987年从台湾来英国在卡地夫大学攻读研究生。她说离开台湾的原因就是为了自由。她的家境好，沿着父母的轨迹她可以是台北的“名媛”，但她说：“我从小就是个‘问题少年’。”
在卡地夫大学后，她又攻读了杜伦大学的东亚文化研究硕士和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新闻学硕士。
据白晓红称这是她卧底的妓院中的中国花魁，尽管是花魁但也经常被老板娘打骂
事实上很多中国妓女的身上都有着不少捆绑伤痕，英国人的性虐情结十分严重
我说：“连读了三个硕士?确实对学术研究很感兴趣?”
她哈哈大笑说：“我就是为了逃避工作，也不想回台湾，只有读书让我觉得最名正言顺最自在。”
她也曾想做个乖乖女，就是按照父母的意愿在大学毕业后结婚了。
这段婚姻维持了二十年，以和平分手告终。
她不刻意隐瞒自己的生活，“我常常因为暗访或者做实地调查，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各自忙得见不到彼此，我的婆婆也觉得我好像没有尽到妻子的义务。时间久了，我们仿佛不需要对方了。回家以后也可以不对话。尽管心里还是很关心对方，但爱情，不在了。”
说起自己的生活，她笑着说：“我看我是永远当不了他们心中的乖女儿了。”
“我不敢坐飞机。”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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