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瘾少年接受“电击治疗”:每一个细胞都在疼在。部分亲历者们看来，他们在“网戒中心”的经历远比所谓“网瘾”本身来得可怕。
在16岁的付楠(化名)看来，这两年，他无异于经历了一场噩梦。
由于被父母认为“染上了网瘾”，从2014年夏天到今年8月初，付楠被家长三次强制送到位于山东临沂的网络成瘾戒治中心(以下简称“网戒中心”)。
在这里，他过着近乎军事化管理的生活，接受“电击治疗”。
成立于2006年1月的“网戒中心”，是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即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下设的“特色科室”。中心主任为杨永信，他同时兼任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
这里曾一度被无数家长视为“戒网圣地”，杨永信是家长们眼中的“救世主”。7年前的2009年，媒体曝光“网戒中心”背后的暴利和电击治疗等问题。当年7月，卫生部致函山东省卫生厅，叫停“电击治疗”方法。
“网戒中心”和它的掌门人杨永信一度在公众视野中消失。
事实上，熟悉的故事仍在这里发生。临沂“网戒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后，每年仍有数百名青少年被送到这里，接受“治疗”。
“网瘾”
付楠第一次被强制送到“网戒中心”，是在2014年夏天。
他当时14岁，7月底的一天，午饭过后，从补习班回家的付楠被父亲强行拉上了车。
付楠的父亲对剥洋葱回忆，他本想一直开到临沂，“但孩子又哭又闹，”最后将孩子送回了家里。
一周以后，父母安排付楠到安徽阜阳“玩两天”，借住在姨夫家中。一天午饭后，付楠出门，被两个人在路边强行架上了一辆车。
付楠坐在后座，两个人按住他。他看到车里有爸爸妈妈。
他问父亲去哪儿。
“下车你就知道了，”父亲说。
付楠的父亲曾反思过这种强制性的行为，甚至认为这种行为是事实上的“绑架”。但他还是觉得，“都是为了孩子好，这么做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是值得的。”
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外景。受访者供图
车子开了四五个小时后停下来。下车后，付楠看到一栋五六层高的白色建筑物，随后，他被两个工作人员领进一间教室大小的屋子，里面坐着约20个与付楠年龄差不多的“穿迷彩服的人”。
他们是一群被家长视为“网瘾少年”的孩子。
“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天天不上课，有时候甚至不吃饭，肯定在里面玩游戏啊。”付楠的父亲说，那段时间，自己和付楠“基本上没办法交流”，想要“管孩子”就必定会被顶撞。
在父亲看来，儿子的问题非常严重，罪魁祸首则是“网瘾”。
有一天，他和一位补习班老师聊起此事，老师向他推荐了临沂“网戒中心”。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网戒中心”其他人的身上。
22岁的齐青(化名)高中毕业后在工厂上班，他喜欢去网吧玩游戏。那时候，齐青常常在网吧呆到很晚，以至于有几次父母都要亲自到网吧找他回家。
齐青对剥洋葱说，自己当时痴迷于一种游戏，而父母也没有觉得他的行为是“网瘾”。
直到齐青母亲的一位朋友告诉她，孩子可能是“有了网瘾”，把齐青送去“戒网”的念头才在父母脑中冒出来。
2015年底，齐青被带到“网戒中心”。
制度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付楠慢慢熟悉了“网戒中心”的生活。
据公开资料及付楠描述，“戒网中心”里的人被称为“盟友”，接受“准军事化管理”：每天六点起床跑操，吃过早饭后，他们要开始一上午的“课程”。
除星期日外，杨永信都会到现场，和“网戒中心”的“点评师”一起给“盟友”上课。
“上课的内容就是讲上网的危害，以及对父母亲情的感恩，希望我们在‘网戒中心’做出改变。”付楠对剥洋葱说，下午，他们会回到屋内，面对家长站成一排进行“反思”，随后写日记。
晚上是自由活动时间，“网戒中心”有时会播放一些美国大片或者爱国主义题材的影片。
付楠和齐青说，“网戒中心”有一个“家长委员会”。除了“盟友”互相监督之外，“家长委员会”也会负责监督“盟友”接受“治疗”期间的行为。
在“盟友”出院后，他们还会每隔半个月联系一次“盟友”的家长，以了解“盟友”的最新情况。
“网戒中心”里的守则。受访者供图
据公开资料及付楠等人描述，“网戒中心”有多达86条的规定，其中既有具体的如“和家长说想回家”、“吃巧克力”，也有抽象的“挑战杨叔权威”、“执行力不足”等内容。
违反这些规定的后果就是被“画圈”，当圈达到一定数量后，就会被送进“13号治疗室”——一间专门用来“电击治疗”的房间。
据齐青回忆，“盟友”中的“班委”被电击的“标准”是50个圈，普通人则是15个。
接受“治疗”期间，每位“盟友”都需要一名家长随身陪护。家长和孩子们一起上课，并负责照看孩子们的饮食起居。
家长与孩子住在宿舍中，每间宿舍有三四张病床，每张床旁边放一张陪护椅。晚上，家长们睡在床上，孩子们躺在陪护椅上入睡。
齐青说，杨永信对此的说法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上课时，杨永信给家长讲“体验治疗”的过程。在杨永信的描述中，电击后丝毫没有疼痛，只是“麻了”。
付楠的父亲对剥洋葱说，上课时，杨永信有时会遭到“新家长”和“新盟友”对电击的质疑，杨永信会用“从未出现过安全事故”和“电击后，孩子们都改变得更好了”来说服大家。“很少有对杨叔不信服的人。”
“治疗”
“网戒中心”的重要“治疗”手段之一的还是“电击治疗”。
被送进“网戒中心”半小时后，付楠便在“13号治疗室”接受了一次“电击治疗”。
他被抬进一间有两层防盗门的屋子，被按在一张床上，床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伸出四条触角般的电线的“小盒子”。
每根电线的末端，有一个小夹子，连着一根针灸用的钢针。一位穿护士服的人上前，把两根针扎在他的虎口两侧。
透过人影，付楠看到了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他戴着眼镜，中等身材。
通电之后，有人捂住了他的嘴巴。
付楠记住了那种疼痛感，“像有无数个针扎了进去，每一个细胞都在疼。”
当时，那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告诉他，在“网戒中心”至少要坚持6个月，还问他是否有信心“坚持下来”。
听到付楠回答的“有信心”声音很小，男人作势要继续电击，“他手一挥，说声音有点小啊，看来信心不足，其他人又把我嘴捂住，我只好大声喊，有信心。”
事后，付楠才知道，穿白大褂的男人，是杨永信。
齐青对“电击治疗”疼痛感的记忆，几乎与付楠一致：“那时候，眼前就像电视机的雪花一样，已经看不清楚了。”
类似对电击的描述，早在2009年就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就像是那种特别高频率震动的小锤子，一下下打着我的太阳穴，痛不欲生。”
据此前的报道，“网戒中心”用来“电击治疗”的仪器叫做“低频脉冲治疗仪”。
在2011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杨永信曾表示，“网戒中心”之前使用的“电休克治疗仪”已经按照卫生部的要求停止使用，现在的“电击治疗”实际上是精神科广泛使用的“低剂量电刺激治疗”。
剥洋葱查阅资料发现，类似的治疗方式确实存在于医学领域，不过适用的病症却并非“网瘾”，而是睡眠障碍等神经系统疾病，且多数情况下被作为一种辅助疗法使用。而在使用的过程中，也并不会带来“盟友”们此前描述的疼痛感。
8月13日、14日，记者多次拨打“网戒中心”电话，均无人接听;临沂市卫生局未做回应。
付楠曾经多次向父亲抱怨过这种疗法所带来的疼痛，他的父亲认为，电击带来的痛苦就像是“家长打孩子”。
“打了你之后你也难受，但是不打你，就起不到管你的效果。”他对剥洋葱说。
今年2月，在一次“治疗”后，齐青的手流了很多血。等在门外的母亲看到后，告知齐青的父亲。第二天，父亲不顾“网戒中心”的阻拦，把齐青带回了家。
“杨叔”
到目前为止，付楠已经被三次送到“网戒中心”。
在第一次为期半年的“治疗”后不久，父亲认为他“还是没治好”，在2015年11月又用强制的方式将他送回“网戒中心”，“治疗”了五个半月。
今年6月，付楠第三次被送到“网戒中心”。8月初，他刚刚回到家中。
在“网戒中心”，杨永信被称为“杨叔”。
在付楠的父亲看来，杨永信“挽救了网瘾孩子和家庭”，更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做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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